他就是清朝初期，权倾朝野，留下无数轶事谜团的摄政王、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公元1650年，即顺治7年的12月末，本该与兄弟、臣子到古北口外一处名叫喀喇城的避暑胜地打猎游玩的他，忽然传出丧讯，年仅39岁。
他的死，不只震惊朝野，而且引来世人种种猜测，直至某年，有一位研究清史的专家公开表示：多尔衮之死另有蹊跷，绝非患病那样简单。
那么，这位清史专家为何会如此断定？他的依据是什么？
答案要从多尔衮本身说起。
01，骁勇善战一将领：曾有人说，满清得以入关，一半功劳在于他身
曾有人评价多尔衮，说满清得以入关、夺得天下，一半功劳在于多尔衮，这句话，站在某些层面来看，并无错误。
公元1643年8月，因宠妃海兰珠去世而深陷巨大悲恸，数年未得缓解的帝王皇太极因病猝然离世，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指定皇位归属。
彼时，有能力争夺帝王之位的人只有两位。
其一是皇太极的长子，早就长大成人，领兵出征，积累一定势力的肃亲王豪格，他的手里握有正黄、镶黄及正蓝三旗，获得索尼、鳌拜等人支持。
其二即是多尔衮，他的手中拥有正白、镶白和镶红三旗势力，有阿济格、多铎及阿达礼等人鼎力相助。
两人胜算五五平分，关键在于谁能拉拢到礼亲王代善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
虽然彼时多尔衮阵营里的硕托是代善的儿子，可硕托同代善的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点儿仇恨。
再加上代善曾因与多尔衮生母传出绯闻，被父亲厌恶，无缘皇位的前情，多尔衮想争取到代善的好感，实在颇有些难度。
同时碍于他和豪格之间的“恩怨”，多尔衮非常清楚，哪怕他无法登上皇位，也不能放任豪格得偿所愿。
是以，当多尔衮、豪格、代善等人又一次聚集在崇政殿商讨皇储一事，久争不下时，急中生智的多尔衮忽然在索尼用皇太极当借口，强迫多尔衮放弃皇位争夺之际，改口拥护同是皇太极之子。
年不过6岁的福临，并提出他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的建议。
多尔衮“退”了，豪格也不好继续步步紧逼，无奈只能赞同多尔衮的意见，拥护他的幼弟福临登上皇位。
多尔衮此举，从后来来看，无疑是一个“妙招”，不但“巧压”豪格，而且避免八旗内乱，保存满清王朝实力，为自己的掌权提供先机。
顺治元年，多尔衮在笃恭殿受封大将军，领兵南下，继续征战沙场，争夺天下。同年，吴三桂叛归山海关，向清朝求助，多尔衮采纳范文程的建议，逼迫吴三桂降清，为清军顺利入关创造机会。
同年4月，刚刚“登基”1天的李自成碍于清军攻势，仓皇逃走，清军随即占领北京城。多尔衮一边严管手下，一边为朱由检发丧，博得部分汉人的好感。
待到北京局势稍稍稳定，他又转身迎福临来京登基，并一力主持清朝廷迁都北京一事。
同年9月，福临入住紫禁城，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予以他绝对权力。之后，多尔衮继续摄政，代表皇帝处理政务军务，逐步权倾朝野，煊赫一时。
02，只手遮天一权臣：他非传统认知里的权臣，帝王对他，“爱恨”交加
然而，就像诸多历史先例一样，随着年龄增长，帝王对权势和皇位的认知会慢慢变得清晰，也渐渐学会忌惮权臣。
可偏偏，多尔衮对此并不在意。他没有归还帝王之权，没有收敛风头，甚至做出一系列触及帝王敏感的事情，将他和帝王之间的关系推向无可调和的地步。
譬如，顺治3年，多尔衮忽然以帝王信符贮于皇宫，屡屡拿取不便为由，派人直接将帝王印玺全部搬到他的王府。
并从此刻起，擅自把他的仪仗待遇提升至与帝王相差无几的程度，其张狂之姿，半点儿没有在意福临的感受，怎能不令福临对他生出深深忌惮及憎恶之心？
又譬如，顺治4年后，多尔衮不仅要求官员不许敬称他为“九王爷”，必须称作“皇叔父摄政王”，少一字、错一字便会受到惩戒，而且单方面永远停止他对福临的礼节，又一次拉近“摄政王”同“皇帝”的距离。
次年，多尔衮的“身份”又有更改，去掉“皇叔父摄政王”之“叔”字，变成“皇父摄政王”，并再度于礼仪排场方面拉近他和福临的差距。
且“废除”摄政王需向帝王谦恭请示政务的规矩，与帝王一样，能直接称诏下旨，全权掌控朝政，疑似真正的“君主”。
此外，一则有关多尔衮和福临生母布木布泰的谣言更让福临对多尔衮痛恨不已，这则谣言就是迄今为止，仍未得到真正定论的“太后下嫁”。
我们都知道，古代人，尤其是宋代以后的人，对女子的贞洁非常看重。
那么，无论“太后下嫁”这件事是不是属实，搁在福临眼中，皆是有损他母亲清白、有损他帝王威严的“坏事”，作为此事“主角”之一。
且同福临的“政治关系”并不友善的多尔衮，理所应当就变成福临最厌恨的主要对象。
当然，别看福临在多尔衮死后的一系列清算举动好似表明他恨透了多尔衮。
其实，从史料方面入手，反倒能看出福临对多尔衮的情感特别复杂，甚至很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滋味，理由则和多尔衮并不是传统认知中的权臣有关。
首先，多尔衮虽然屡次拉近他和福临的距离，但他并未像很多视皇帝如“无物”的权臣那样，丝毫不把福临放在眼中。
相反，他对福临的态度非常好，就像“养儿子”一样，兢兢业业，十分用心。
福临9岁那年，北京城内天花爆发，多尔衮生怕福临被传染，连自己的家人都未来得及安置，便单独带着福临，急匆匆出京避痘。
后来，多尔衮觉得总带福临到关外避痘，会让小皇帝吃苦，索性又在北海选了个风景优异的地方，给福临修建避痘的居所。
为了让福临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多尔衮特意替福临分别请了满汉师傅教导他；满清皇族以骑射为主，多尔衮专门在南苑修建晾鹰台供福临习武。
其次，虽然后来顺治帝将多尔衮定义为“罪人”。
但事实上，多尔衮对满清江山真的问心无愧，在执政那些年里，他一直认真负责处理各种事务，替满清皇族拉拢人心。
《多尔衮摄政日记》是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唯一留存至今，关于他从事政务的证明，于此中能看到很多多尔衮为政的思维及手段。
比如，当属下提及汉人逃兵的问题时，多尔衮回复：“士兵逃跑不是畏惧死亡，而是由于给予他们的俸禄太少，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故从轻发落。”
又比如，某次全国范围内降暴雨，导致许多百姓的房屋倒塌，官员给予建议，请多尔衮给京城百姓提供棺材和补贴。
但多尔衮却表示：“京师与外地均受到暴雨严重影响，若仅给予京城百姓相关补贴，而外地百姓没有，那便不是仁政，而是虚伪。小恩小惠非我所愿，我只想将诸如张献忠等人处理妥当，叫百姓重归平稳安乐。”
顺治6年某天，多尔衮和大学士讨论江南的招抚问题，他心里已有人选，但他没有明说，只任由官员自行商讨。
几天后，再次谈及该问题，某位官员毛遂自荐要去招抚，多尔衮未正面回应，仅表示：我曾经听说洪军门是一个好官，战场上的能力也很出众，当初我和他在松山之战碰到，就很费心思，甚至身体留下病根，到现在也没痊愈。
他提及的“洪军门”即是明朝将领洪承畴。
有位和洪承畴关系不错的官员生怕多尔衮事后清算，急忙帮洪承畴说话，多尔衮见其误解自己，也不生气，只顺着此人的话，续道：“我也觉得洪承畴能在江南戴罪立功，诸王亦认为他适合，故令他南去负责此事。”
几天后，多尔衮果然以顺治帝的名义授予洪承畴协管江南事宜大权，并赐洪承畴衣帽冠带，对他说：“虽然这些衣物不值钱，但却代表我对你的一片爱重之心！”
由此可见，多尔衮并非某些野史里所言是个锱铢必报的粗人，反而颇有一种礼贤下士、既往不咎的风度。
那么，顺治帝对多尔衮的作风真的不认同吗？
私以为非也，作为帝王，他应当十分清楚，多尔衮所行之事皆乃帝王之道，对江山有益，但他还是对多尔衮进行清算，否定多尔衮的付出和贡献，将其定义为罪人，论其原由，大抵正和顺治帝本身叛逆别扭的心性有关。
除此外，清算多尔衮，也是顺治帝为掌握皇权必须做的一件事。
因为多尔衮多年来在朝野中的声威太深，顺治帝若不清算多尔衮，他自己怕是无法真正立住脚跟，所以，无论顺治帝对多尔衮恨或不恨，他都要走到这一步。
03，荣辱两重如烟散：身前哪管身后事，当皇帝，还是当罪人，于他都无关紧要
话再回到最初，顺治7年，多尔衮于狩猎途中猝然离世，留下许多谜题。
有研究清史的专家，根据顺治帝在多尔衮死后的反应推断多尔衮之死应当同顺治帝有关，甚至可能是顺治帝出手谋害了多尔衮。
因为顺治帝恨多尔衮，且彼时顺治帝已逐渐长成，暗中积累一定势力，具有谋害多尔衮性命的动机和能力。
但笔者并不认同该观点。理由有三：
第一点，多尔衮之体弱在正史中多有记载，包括他本人，亦曾多次提及自己身体不好，常感不适。
从相关史料能看到，他在前往喀喇城狩猎前，就身体欠安多日，并违背太医劝他“卧床静养”的建议，因而他在行猎过程里，突发疾病故去，是有依据可见。
第二点，多尔衮去世并不是立马丧命，而是先进入病重状态，2天后才病亡。期间，他多次意识清楚地向朝臣传达他的遗言，似是对自己的死早有预料。
倘若他真被顺治帝谋害，那么以多尔衮多年掌控朝政的能力，怎会发现不了此中端倪？他又何必拖着将死之身，继续像“圣父”一样替顺治帝操心他死后的朝政？
第三点，顺治帝在多尔衮死后，没有马上清算多尔衮，而是将多尔衮及其福晋追封为皇帝、皇后，稳定人心。
就像某些人推测那样，此一点足以证明顺治帝当时无法彻底掌控朝政，不敢轻易打破多尔衮留下的局面。
试问，一个连死了的多尔衮都这般畏惧的顺治帝，又怎会有勇气在多尔衮在世时出手谋害多尔衮？
顺治8年，顺治帝推翻先前对多尔衮的“厚待”，罗列14条罪名，剥夺对多尔衮的一切恩典，下令毁掉多尔衮之墓，相继处罚多名多尔衮集团官员，令多尔衮势力顷刻瓦解。
顺治12年，有官员上疏称颂多尔衮功勋，反被顺治帝处以流放罪责；又几年，顺治帝再度下令给多尔衮坟墓刷上黑漆，强调多尔衮“罪臣”身份。
然而，多尔衮早已逝去多年，无论顺治帝对他称赞或是折辱，让他当皇帝还是成罪人，于多尔衮来说，都只是身后的云烟，不值一提。
死了，就真的万事不知，一切成空，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参考资料：
《多尔衮摄政日记》
《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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